【运河大讲堂】漕运一百问｜第三问：京杭大运河的主要历史作用是什么？

元、明、清三代漕运主要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进行的，这是它的基本功能。除此之外，它在800年间还发挥了什么作用呢，我们又应该怎样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呢！下面，我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

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东部的水上大通道，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它相关。元、明交替之际，明军沿运河北上横扫残元。在明代，燕王朱棣起兵，沿河南下夺取帝位。明政府平息1425年汉王反叛和1519年宁王反叛的军事行动，都是沿运河展开的。1509年和1624年爆发的两次农民起义，都是发生在运河地区。1639年，后金军沿运河攻取南京。1853年太平军北伐部队李开芳、林凤祥、吉文元部沿运河一路向北，一直攻到静海。在近代，入侵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沿运河南下，受到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。解放战争时期，著名的淮海战役，也是发生在运河地区。

以上所列举的,是运河沿线地区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。这说明大运河作为水上大通道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对于中国的历史演进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。那么，怎样看待在社会稳定状态下大运河的历史作用呢？

在封建社会，在现代交通通信没有出现的时代，京杭大运河把相隔三千多里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连接起来，在维护国家统一、增进民族团结、加强南北地区间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联系，哺育沿河城市发展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作用。同时，大运河的开凿与维护长期实践，为后世的治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

（一）运河水运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。

《元史》说："元都于燕，去江南极远，而百司庶府之繁，卫士编民之众，无不仰给江南。"元代以来，北京处于全国政治、文化中心的地位，人口急剧膨胀。清代的北京，人口在百万以上，每年所需粮食在200万石以上。如此巨大的需求，是京师及附近地区难以解决的。元、明、清三代800年间，每年运抵北京的漕粮300万至500万石，在通州和北京设多座仓群存储，这些粮食和各类物资，保障了京城皇室贵族、官吏、城市平民的日常需要。北部边关守军粮饷，也依赖白河、温榆河从通州转运。

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的城池、宫室、皇陵和北部长城，所用的砖，多来自于山东临清，烧制琉璃瓦所用的黏土来自于安徽芜湖、当涂，所用的木材多来自于四川、贵州、湖广，水运至通州，再转运北京。至今张家湾和通州北关仍留有皇木厂、砖厂等地名。由此，也形成了"北京城是从运河上漂来的"说法。

保障皇家日常生活的物资供应，也是运河的重要作用之一。据黄仁宇《明代的漕运》记载，每年经运河运到北京的有金花银101.27万两、蜡45万斤，染料13种近50万斤，丝织品2.4万匹，瓷器5万件，酒瓶10万个，毛笔20万支，各种纸张260万张，扫把5400把、竹耙3900把，各种药材11万斤，牲畜10万头，此外,还有生漆、桐油、明矾、黄铜、青铜、胶水、羽毛、竹、牛筋等各类物资。漕粮和物资供应，保障了封建时代的国家机器和北京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。这是元、明、清三代，京杭大运河最基本的功能。

（二）运河商流促进了南北方物资的流通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。

漕运年代，每年抵达通州的各类船只达3万余艘，其中有大量的商船往来其间。元代的大都商贸繁盛，《马可波罗行记》记述元大都市场的繁盛程度："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，世界诸城无能与比。"全城设立税收机构73处，每年征税达500多万两，成为元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。明、清两代各有漕船一万余只，漕船附带的商货称作"随船土宜"，有数量限制并免征税费。明成化十年（1456）每只漕船可带随船土宜10石，此后历代续有增加，至清道光年间（1821-1850）每只漕船所带土宜已增至180石。如以道光年间6326只计算，每年共有113.87万石免税货物随漕船运抵北方。但实际上漕船携带的商货远远超过规定限额，据包世臣记载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的情况，"帮丁附载客货，每至一、二千石"。南方所产的大量瓷器、茶叶、丝绸、木器家具、药材、地方土特产品等物资，就这样经由运河流通到北方。

漕船在南返时，每只可以携带免税货物40石，其种类有北方所产的农产品及土特产品，诸如梨、枣、柿饼、核桃、豆、麦、棉花、烟草；畜产品如羊毛、皮张、革筋以及手工业品。但如前所述，由于对南返漕船货物征收的税率很低，几乎所有的漕船都大量超载，以获得更多利益。根据上述记载，按照道光年间6326只计算，每年漕船往返共携带免税土宜600万至900万石。如此巨大数量的商货流通年复一年，对于沿河地区经济的发展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
与此同时，还有大量民间商船穿梭于运河之上。由于缺乏统计资料，无法使用数据准确说明。但从清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运河沿线八大钞关①征收的税银达846万两，这一侧面，可以窥见商运规模之大。商品流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，整条运河已经成为了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。正如清代包世臣所说："南货附重艘入都，北货附空艘南下，皆日用所必须，河之通窒则货之贵贱随之。"可以设想，如果没有大运河，无以数计的商货如何得以流通！

（三）纵贯南北的大运河，便利了人员往来，加深了南北各民族之间的了解、融合与团结，促进了经济、文化的交流与发展。

在现代交通运输方式没有出现以前，人们的出行只能采取或步行、或肩舆（乘轿）、或骑马、或乘车等方式，而乘船是那个时代长途旅行的重要方式。京杭大运河的开通，对于沟通南北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在京杭大运河运行的八百年间，士大夫造朝、帝王南巡、学子应试、商贾行旅均要经由运河南来北往。1992年通县（今通州区）教育局整理出版的《通州诗抄》，辑录了从金代至清末近300首吟咏通州、张家湾、漷县的诗作，作者均为朝廷官员、著名学者、社会名流，如金代的李宴、元代著名才子马祖常、著名诗人张翥、明代大学士杨士奇、著名学者李卓吾、著名剧作家、文学家汤显祖、著名书法家、画家唐伯虎的好友文征明、清代康熙皇帝、乾隆皇帝，等等。说明自金代以来，历代社会名流大多到过通州和北京。各界人士逗留期间，带来了不同的思想理念、风俗文化和谋生技艺，对通州社会以至沿河地区经济、文化、风俗的发展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运河上大规模的漕运和跨流域商贸经济活动，吸引着汉、回、蒙、满等十多个民族。正如《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》 ②一书所描述的：大量河工、船户、水手、搬运工人、官僚、衙役、军兵、商贾、僧众与沿河居民杂居共处，他们互相影响、互相渗透，使民族间的畛域和差异逐渐消失，性格、风俗、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逐渐融合。儒家文化成为核心理念和民族融合的精神基础，特别是随着儒学的进一步系统化、世俗化、平民化，逐渐成为官民之间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精神纽带与整合力量。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逐渐走向一致，民族的认同感由此产生。

（四）大运河通航的近800年间，在推动沿河经济发展的同时，还促进了扬州、高邮、淮安、济宁、临清、德州、天津等沿河城市的崛起与发展：

扬州  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上，唐代初为广陵，后建扬子县。宋元时期，随着水运的活跃，与各地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。明永乐以后伴随漕运活动的频繁，商业繁盛。万历朝（1573-1620）每年征收商税银1.3万两，明末增加到2.56万两。清代，漕、盐、河三者号称"东南三大政"，扬州则地兼"三者之利"，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为东南一大都会。乾隆年间，"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，侨寄居者不下数十万",形成新衣巷、皮市巷、铁锁巷、香瓜巷等街巷。扬州的手工业类别很多，以铜器、玉器、木器、铁器、漆器、纺织品、榨油、雕版、制笔、造船最为著名。

淮安  地处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节点，为漕运总督、河道总督长期驻扎的重镇。长江以南各省漕船所运漕粮均在此地盘验，这里还聚集了南来北往的大量的商船。在明代早期商业即已相当发达。淮安附近清江浦还是自元代以来的造船基地。漕运和造船业，促进了商业、服务业的发展，进而促进了城市建设。清代，淮安城内有米巷、钉铁巷、粉章巷、竹巷、花巷、干鱼巷、锡巷、羊肉巷、绳巷等，并有柴市、牛羊市、驴市、猪市、海鲜市、鱼藕市、草市、盐市等专业市场。

济宁  在山东境内，濒临运河。早在明代，"江淮百货走集，多商贩……"商业、手工业繁盛。清代出现了不少以商品命名的市街，如布市口街、纸店街、瓷器胡同、果子巷、姜店街、枣店街等，还有以手工业品命名的街道，如船厂街、打铜街、炉坊街、竹竿街、篦子街、油篓街、烧酒街、皮坊街、袼褙街，等等。

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商品意识的逐步增强，使过去淳朴的民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也影响到当地农产品的结构，据济宁州志记载："淡巴姑（即烟草）之为物始于明季，本产遐方，今遍于天下，而济宁之产甲于诸郡，齐民趋利若鹜。"清代中后期，济宁成为著名的烟草产区。诗云："新谷在场欲糜烂，小麦未播播已晚……愚民废农偏种烟，五谷不胜烟值钱。"附近地区出产的农产品，也经济宁口岸运销外埠。

临清  地处大运河中段，会通河与卫河交会处，南来北往的船只汇集于此地。明初属东昌县，后因漕运升为"州"，城垣不断扩大，经济振兴，店铺种类不下数十种。据临清州志记载，在清乾隆时长仅里许的小市街就有商店百余家，全城商铺共千余家，其中客店数百家，典当百余家，粮店百余家，其余为布店、绸缎店、杂货店、瓷器店、纸张店等。在临清的客商中有徽商、江浙商人、南京商人、山西商人，其中徽商最多。

临清的商业带有明显的外地商品输入和向外地转销性质。早在明中后期，临清已成为北方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。江南地区所产的棉布在这里销售，吸引着辽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等地的商人携带重金到这里交易。直隶、河南、山东等省粮食，也以临清为调剂中心。根据清廷档案中乾隆年间7个年份统计，临清税关每年所免粮食税银，少者1.28万两，多者5.29万两，平均为2.78万两。也就是说，7年中，平均每年经临清流转的粮食达168万余石。

清代咸丰以后，南方漕粮部分海运，国家对于会通河的疏浚已不再重视，河道逐渐干涸，河床"为沿河居民纳租垦种，向之南北孔道悉变为膏腴良田"。临清日渐衰落，他的繁华也随运河的断航而一去不复返了。

德州  濒临运河，也是随漕运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之一。明永乐以后再度兴盛。到万历年间（1573-1620），随着过往船只源源不断，经济持续发展，城市范围不断扩大。

清代的德州，有了更大的发展，据乾隆州志记载，外销的农产品有杂粮、花生、山薯、西瓜等；主要手工业产品为草帽，"德州民业此者颇多"，运销天津、北京及东南各省，远至上海、广州。外地运入的商品有杂粮、煤和各种手工业品。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，在明万历元年至乾隆五十二年（1573-1787）的200年间，德州的人口增加了三倍。

咸丰以后，"商埠开而京道改变，漕运停而南泊不来，水陆商务因之大减"。随着漕运的停止，德州往日的繁华也因之停止了脚步。

天津  作为城镇出现于历史，为时很晚；作为居民点，也不能与通州、蓟县（今蓟州区）、武清等地相提并论。唐代发动进攻高丽王国的战争及向营州、平州供应军饷，曾在该地留下"军粮城"地名。金代称直沽，设正副都统戍守。金王朝并没有发展大规模海运，金代运河曾一度取道天津河，更多的时候仍然循后唐赵德钧主持开挖的东南河。当时的直沽寨属武清管辖，只不过是一个级别不高的军事据点。元代，直沽获得了发展的时机。元朝实行海、河兼运，以海运为主。经由直沽的船舶每年有万余艘（次），海船吃水深，不能溯白河直达通州，常要卸载于直沽。因此，至元二十五年（1288）四月建百万仓，以后，又在军粮城、北仓等地建置了新的仓群，并设立"接运厅"、"万户府"等机构管理漕务。延祐元年（1314）在位于天津河与海河的交会点设海津镇，此后，官民兵夫商客聚集，管理漕务、河务、仓储、屯田、榷关、民政等事务的衙署逐渐增多。至正九年（1349）设镇抚司统理政务，海津镇渐次发展成为"燕山第一州"，其作用与影响已与通州相伯仲。随着装卸漕粮、转运商货、修理船舶和饮食、旅店等服务业及捕渔业的发展，煮盐业也发展起来。盐业、渔业、商业、运输业以及为海港、河港服务的诸种行业的繁兴，使海津镇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。

明永乐元年（1403）改海津为"天津"，次年设"天津卫"，自此得名。永乐四年（1406）建天津卫城，屯兵万人戍守。正统年间（1436-1449），每年经过天津的漕粮在450万石以上，于是，在天津仓旁又增建大量仓厫，设户部分司衙门，以户部主事掌管③ 。此时的天津，成为仅次于北京，超过通州的仓储重地。弘治三年（1490）设按察司副使，统领官兵兼理民政及漕务，重修天津城。

明代的航海业，以郑和远洋航海为标志超过往代。大运河的开通，使内河商运空前发展。河运、海运的商船队，都以北京为主要目的地。北京成为世界最大的商业都市。河港、海港所集的天津，成为所有漕船、商船必经之地，多种有利条件与因素，促使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商业大都市。永乐十二年（1414）在天津设税关，宣德四年（1429）仅坐商税额即"增旧凡五倍"。正统十一年（1446）漷县榷关南移河西务，每年征收的税款计银2.2万两、钱119万贯。万历年间（1573-1620），"天津店租"已居全国十大税目之首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曾征税至7.1万两。天津的铺店牙税征收至20万两。经济的迅速发展，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。天津"名虽为'卫'，实则大都会莫能过也"。

进入清朝，天津繁盛依旧。清代晚季，随着《天津条约》与《北京条约》的签订，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，英法美三国在紫竹林地区建立租界，俄、德、日、奥、意、荷等国纷纷效仿，天津与上海等城市一样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，同时，天津也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，成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前哨。天津的义和团运动震动全国，爱国将领聂士诚率部抗击八国联军，在天津殉国。

天津也是开展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地区之一。此后，以航运业、鱼盐业、商贸业为主的天津经济，转入了以外贸和依附于外贸的加工工业、轻工业为主的时代。同治（1862-1874）以后，清政府在天津设立直隶总督，在李鸿章担任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期间，创办了中国近代海军-北洋水师。

除以上扬州、天津等六个城市随运河水运而发展以外，由于大运河的辐射作用，还推动了沿河许许多多中小城镇的发展，由此形成了运河经济带城市群。通观京杭大运河的作用，我们说，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，是历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
①八大钞关：即崇文门、河西务、临清、九江、浒墅、扬州、北新、淮安。

②董文虎等著《京杭大运河大历史与未来·导言》第207页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。